叶飞被刺命大不死,庄毓麟病重无人问津
甘棠暴动结束,我便抽空去找詹如柏,传达市委的指示,汇报南区的工作。
此时,詹如柏带着游击队避开敌人“围剿”北区的锋芒,在福安城南附近农村活动。见面后,我作了简要汇报,詹如柏相当高兴,似乎对我的工作 比较满意。他说,现在各地也都在学“红带会”,开展秋收抗租斗争,广大农民情绪高昂,信心十足。他还说,过些时候我们一起去找老任,把两支 队伍合并起来,全部交给老任统一指挥,他要着重抓一下中心县委的全面工作。他要我去寿宁巡视一下工作,帮助范铁民他们把游击根据地发展并巩固起来,另外,顺便去看望一下叶飞。
这时,我才知道叶飞负了伤,正在福寿交界的一个深山村里养伤。到了村子,又听说庄毓麟肺病严重,也在村里休养。
我先去看望了叶飞。他告诉我,不久前,他到赛岐附近的一个村对面的地下交通站狮子头客栈接头,快中午时分,他正在楼上吃饭,突然上来了两个穿便衣的人。开始他还以为是接头的同志,可他刚侧身,那人已猛冲上来,抓住他的胸前围巾抬手就是一枪。他把头一偏,子弹从右脸颊进左脸颊出来,既没打掉牙齿也没打烂舌头,人却倒下了。
那便衣搜走了叶飞身上的笔 记本、钢笔、手枪等物品,掉头就走。叶飞本能地拍起头来,站在梯上的另一个便衣见了大喊:“他还没死!”开枪那一个又回过身来朝他开了几枪,其中一发子弹打中左胸肩胛,其余的都没击中。
此时楼下有人喊:“快走,快 走,游击队快来了!”两个便衣慌忙跑下梯,回去报功领赏去了。
叶飞倒在地上,血流如注, 他再也不敢动弹。此时上下一 片寂静,一点声音也没有。他料想敌人已经离去,便挣扎着爬到楼梯口,再连爬带滚到楼下。只见楼里空无一人,老板和伙计都不见了。
当他爬到屋后不远的一块洼地时,便再也爬不动,失去了知觉。不知过了多久,狮子头村党支部的同志找到他把他抬回村里藏了起来。其他同 志请来土医生紧急处理伤口,用狗肝敷在伤口上止血。然后借来行头和轿子,让他装扮成新娘,巧妙地瞒过了敌人的盘查,送到北区的一个山村里 休养。
叶飞见我来看他,非常高兴,还请我吃了一碗鸭肉,说也让我增加点营养。
随后,我去看望了庄毓麟。一见到他我吓了一大跳,只见他有气无力地弯着腰,坐在一张凳子上。我喊他,他惊奇地抬起头来看着我。很显然,他 对我的到来感到意外,低声说:“你来了。”我看他脸色蜡黄,双眼死灰, 没有一点神采,一身衣服脏得发臭,床上也臭烘烘的,床头地上撒了一堆草 木灰,灰堆上吐满了浓痰。
“你怎么病成这个样子?吃药了没有?”我吃惊地问他。 “吃什么药!就是买来了药,也没法煎。”他有气无力地告诉我,“我住的这家是单身汉,一个60多岁的孤老头。他家贫如洗,靠出外帮工度日，清早起来,煮半锅红薯加点大米的稀饭,再煮些清水白菜,连一点油星都没有。他吃完早饭出去帮工,天黑了才回来,剩下的就留在锅里给我吃。我在这里住了20多天,天天如此,哪里还谈得上吃药。”
看到这般情景,听到这一席话,我不禁一阵心酸,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
庄毓麟原是福州毓英女子中学的教员,很有才华。1932年,他因参与组织学生示威游行,声援上海“一?二八”抗日运动而暴露了身份,为了躲避 国民党当局的追捕,福州中心市委派他到闽东工作,担任福安中心县委宣传部长。大约7月左右我在北区见过他,那时他身体虽清瘦,但精神很好。 谈笑风生,和气可亲,给我留下较深印象。
“你知道叶飞也在这村子养伤吗?”我问他。
“听说过,我没有力气走过去看他。他那边有人关心,热热闹闹,我也不愿意去那边凑热闹。”
“没有人来看你吗?”
“很少来人。”他显得十分伤感。
我不明白,为什么对叶飞如此关照?他既有人照顾,又有中西药品,虽然深山里买鱼买肉难,但他那里鸡鸭天天不断。而为什么对庄毓麟却如此亏 待?我真是疑惑不解!
我回到叶飞住处,把老庄的恶劣境况告诉他,他也十分惊讶!叶飞说: “这我可一点也不知道,只知道他也在这村里养病,但我还没出过大门,以为生活上我们的待遇是一样的。”
后来我了解到,叶飞的医疗和生活照顾是“北詹”亲自安排的,而庄毓麟的医疗、生活他却没有过问。
我同叶飞商量,老庄再这样待下去过不了多久就会死的,还是想办法送他去治病吧。叶飞十分赞同我的意见。 我在叶飞那里找了一些肉,买了一些鸡蛋和一只母鸡,请附近一家农民的媳妇帮他做饭菜、煎药。为了避免传染,老庄还是住在老雇工那里。
恰好这时游击队在城南附近打了反动“大刀会”,缴获了一批战利品。我从中挑了几件长衫和礼帽鞋子等,交给老庄。
我问他去哪里医治为好,他说:“我在福州不能立足,厦门又太远,从这里到温州再到上海比较方便,我就去上海吧。那里医院多,医疗条件好, 也许我这病还有希望。”
我将此事写信告诉詹如柏,他同意我的意见。我们筹集了50多块大洋，选好了护送的交通员,一切安排妥当,我便启程去了寿宁。
后来,庄毓麟到上海怕疗的情况如何,我们惦记着,但一直没有他的消息。
游击队长范铁民
我只走了一天的山路,便到了寿宁。那里地势不错,大多数村子都是背靠山林,前面是较大片的稻田。那一带原来就是范铁民当土匪时的势力范围,后来他参加革命了,这里便成了一块较小的游击根据地。
村子里的革命活动基本上是公开的,那里的贫雇农与地主豪绅斗争不激烈,群众斗争热情虽高,但秋收已过,发动贫雇农抗租已无必要。而且,他地主豪绅已不敢收捐要债,对贫雇农也暂时不敢公开行恶了。范铁民与地主富农实际上是搞和平共处,基本上还是土匪大王割据一方的阵势。
范铁民,高高的个子,书生模样。他相当老练,不像一般青年那样幼稚,表面态度相当和气,比较豪爽热情,不像施霖那样沉静谨慎。
交谈中,范铁民比较坦诚地同我说到他的隐私。他的私生活相当复杂, 年仅二十四五岁,竟然与一位40多岁的富农寡妇同居。为了避人耳目,寡妇把自己14岁的女儿嫁给了他。他们三人生活在一起,那寡妇表面上是他的岳母,实际上是他的情妇。
据我所知,寿宁东、西区的党组织和农会是比较有基础的。1929年以后,一批早期党员就在这一带建立秘密组织,开展革命活动。范浚在西区的贫下中农中是有一定影响的,叶秀蕃、詹如柏也常来检查巡视工作。范铁民的那 支游击队已成为参加革命的贫雇农积极分子组成的队伍。
我在寿宁只待了七八天时间,范铁民陪着我。我在东区的几个村走了一下,召开过东区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和贫雇农骨干分子会议,也和范铁民等领导谈过几次话。当时我提出要成立革命委员会,但是直到我离开,革命委员会尚未成立。
后来、范铁民于1935年英勇就义,年仅29岁。
从寿宁东区回到福安北区,已是1月。在北区的第1支队与在南区的第5支队已联合行动,发展到200多人。这支队伍的活动范围,已不再是福安南北区,而是纵横驰骋于宁德、霞浦、寿宁、福鼎等各县,威震闽东。
我顺路回到叶飞那里看望一下,听说庄毓麟已去了上海治病。此时,叶飞的枪伤已基本痊愈,只是身上长了几个鸡蛋大小的疖子,行走不方便。
我在北区待了两三天,城里的敌人又来“清剿”。我们身边没有武装队伍,只好同农会自卫队一起撤到山上。
那里的村庄早就坚壁清野,连牛都赶到深山坳里放养,山民们家徒四壁, 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敌人进村,除了烧房子,是捞不到什么油水的。 北区地势险峻、山高林密,对面不见人,所以敌人来多了,老百姓也不害怕了。
一天,我和叶飞在山头上窥望,观察敌人的动向。敌人的子弹向我们所处的方向飞来,有时像哨子那样“鸣鸣”响,有时又听到“噗噗”的声音。叶飞那时接触战斗场面还不多,辨别不出子弹的方向和高低。他听到子弹 “呜鸣”从头上飞过,仍把脖子缩一下,而子弹“噗噗”地落在他脚附近, 反而没有什么反应。经过多年的战争锻炼,他后来成为了解放军上将,可见是战争造就了伟大的人才。
创建闽东苏区,收编“海匪”柯成贵
1933年12月初传来消息,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、陈铭枢、蒋光鼐等在福州发动事变,成立人民革命政府,主张抗日反蒋。
听到这激动人心的消息,我们感到非常振奋。福安中心县委当即召开紧急会议,决定趁“闽变”发生,敌人大部撤退的有利时机,积极迅速创建闽 东新苏区,把福安、寿宁、福鼎、霞浦、宁德五县连成一片。在福安与各毗郊县交界地区,建立县委和苏维埃政府。集中各县游击队成立红军,集中各地“红带会”成立红带总队,保卫红色政权和苏维埃区域。
1934年1月初、福安中心县委在闽东重镇赛岐举行暴动,游击队、“红带会”三四千人,不费一枪一弹,威武地开进赛岐,开仓济贫三天,将几千担的粮食和食盐分给南区一带的贫苦农民,深受群众的拥护。
接着,中心县委将各县游击队集中于霞浦的西圣山,正式成立了“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二团”,团长任铁锋,政委叶飞。红二团下设三个连，共 300多人。
独立团成立后,在各地“红带会”的配下,围攻霞浦县城。但是，由于独立团刚刚成立,勇敢有余,战斗无术,“红带会”使用的又都是冷兵器,霞浦守敌凭借又高又厚的城墙,死命抵抗,因此红军未能攻人入城内。尽管如此,红军浩浩荡荡攻城的声势,威震闽东,鼓舞了闽东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信心,也使地主豪绅困守城镇,相当一段时间坐卧不 安,不敢胡作非为。
福安中心县委还在柏柱洋狮峰寺成立了“闽东红带总队”,统一调动全区各地的“红带会”。那时“红带会”已在全区得到普及,有数万之众,那 真是“螺号震天响,红带处处飘”。“红带会”成为闽东工农武装的坚强一翼,在保卫和巩固苏区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
此时,以福安为中心的福寿、安德、福霞、安福、霞鼎等各县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。紧接着各区、乡、村各级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、也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,在闽东各地星罗旗布 。
福安中心县委适时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筹备处,由马立峰负责,统一领导闽东苏区的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。闽东全区的土地革命斗争呈现一派如火如荼的局面。
我认为、闽东新苏区的创建有以下三个特点:
其一,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,不仅在城镇,而且在农村建立了党的组织,特别在农村,党先后派邓子恢、蔡协民、陶铸等到闽东指导工 作,发动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农民“五抗”斗争和游击武装斗争,并在福安有一支小游击队,在北区建立了一小片游击根据地。
其二,利用“红带会”这一封建的民间武装组织形式,实现了广大贫苦农民武装自卫的要求,真正走了群众路线,“红带会”成为闽东各县强有力的武装力量,在发展、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,有着卓越的贡献。
其三,紧紧抓住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事变、敌人南撤防务空虚的大好时机,迅速地把几支游击队集中起来,建立闽东红军,推翻旧政权,建立苏维埃。
正是以上三个特点,使闽东北五县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内,便建立了以福安为中心的纵横五百里,基本上连成一片的红色苏维埃区域。
在距霞浦县城五六十海里的海面上,有一个西洋岛,岛上盘踞着一股海匪。海匪首领柯成贵,原是福州一所中学的学生,后来柯姓家族与另一派 豪绅发生纠纷引发械斗,出了人命。对方欲打击报复,国民党政府也通缉他,他不得已逃到西洋岛上当了海匪。 西洋岛是浙江温州去福州、闽东,以及福建沿海去上海的海上航线必经之处。柯成贵收罗一伙人专门在海上袭击过往船只,抢劫财物,队伍不断发 展壮大,已有100多人。
国民党当局曾几次派兵“清剿”,都因各种原因不能得逞。后来他听说,共产党人 闽东发动革命,与国民党对着干,苏维埃政权的为民政策主张及工农游击队作战英勇划 神,他非常敬佩。 柯成贵通过他的同窗、福安中心县委工作人员陈亮,与我们取得联系,并表达了希望同工农游击队合作,接受收编,接受共产 党领导的意愿。